铁皮屋檐下的生存博弈
棚户区的夜晚比白昼更喧嚣。陈旧的铁皮屋檐在暮色中泛起冷光，巷口歪斜的灯泡滋啦作响，像某种不怀好意的暗号。阿强踩着积水坑拐进巷子时，裤脚早已被污水浸透。二十三岁的建筑工在脚手架间攀爬十年，掌心茧子比身份证更早记录了他的前半生。
“三号门洞，红塑料布。”工头下午塞纸条时笑得暧昧。此刻他盯着门框上褪色的春联，突然想起老家灶台前佝偻着贴福字的母亲——这个联想让他胃部抽搐。推门瞬间，霉味混着廉价线香扑面而来，老式电视机正播着二十年前的武侠剧，雪花屏里的人物面目模糊。
王姨从竹帘后转出来时，阿强下意识后退半步。她裹着件起球的玫红开衫，眼尾皱纹里卡着没擦净的眼影，却将半包玉溪熟练地弹进他工装口袋。“后生仔紧张什么？”沙哑笑声震落墙皮，三十年的风尘凝成她指甲盖上的斑驳甲油。
床板吱呀声惊醒了阁楼上的野猫。阿强盯着天花板的霉斑，想起上周被工长克扣的七百块工钱，想起老家等着手术费的妹妹。王姨突然掐灭烟头：“你们这些后生总以为自己在嫖，其实都是被日子嫖了。”这句话像根生锈的钉子，猝不及防扎进他自以为坚硬的壳。
巷口传来收废品的梆子声，王姨摸索着从席子下抽出个塑封相框。1998年的百货大楼柜台前，穿的确良衬衫的姑娘眼眸清亮，胸牌上“先进工作者”的字样正在褪色。阿强系鞋带的手顿了顿，突然发现墙角堆着整箱的初中数学课本，封皮用挂历纸包得工整。
在尊严废墟上开花的交易
暴雨夜的王姨阁楼像个潮湿的茧。当阿强第四次出现在铁皮门前时，带的不再是皱巴巴的纸币，而是半只烧鹅和退烧药。王姨边啃鹅腿边嗤笑：“想当救世主？”却任由他修好了漏雨的窗框。电视机换成了二手智能手机，此刻正循环播放着老年大学声乐课视频。
秘密在棚户区是流通货币。卖煎饼的老周说王姨供着个大学生，修鞋的老李说她每月往儿童福利院汇款。阿强在帮王姨搬蜂窝煤时，瞥见抽屉里泛黄的离婚协议——1997年，男方出轨，女方自愿放弃房产。那晚的嫖资变成了两碗加了荷包蛋的泡面，王姨说起女儿时的神情，像在擦拭蒙尘的银器。
立冬那天，巷子里来了群举相机的人。王姨裹着围巾要去福利院送冬衣，却被镜头堵在门口。“我们是做底层女性生存现状调研的…”领头大学生的香水味让阿强想起工地对面新开的星巴克。当话筒戳到面前时，王姨突然用方言骂了句脏话，惊飞了电线上的麻雀。
年关将近时，阿强在工地上接到了王姨的电话。老年大学期末汇演，穿旗袍的她站在教室中央唱《天涯歌女》，视频里掌声稀落却响亮。那天夜里，他蹲在未封顶的23楼抽烟，脚下城市灯火如流动的银河。远处拆迁办的红色横幅在风中猎猎作响，像块溃烂的伤疤。
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社区卫生站。王姨把存折塞进他手里时，针头还在手背摇晃。“供完我闺女读完博士，总得再找点事把日子撑起来。”走廊里飘来消毒水味，阳光穿过她稀疏的白发，在地面投下细密的网。阿强突然意识到，在这座城市的地下根系里，无数这样的交易正默默重构着关于救赎的定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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